史书是精英阶层为主导编写的，他们写作史书的目的不仅是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，同时要为皇帝提供可供借鉴的样本。

还有一点不要忘记，写史是一项特权。

谁拥有了书写历史的权力，谁就有了话语权，以及最终解释权。

这种权力当然是可以滥用的，既可以维护自己，也可以服务于自己所属的阶级。

有了这一层的理解，我们再看汉桓帝。

刘志跟帝位本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但在机缘巧合下，十五岁的他当上了皇帝，只不过他这个皇帝暂时是个傀儡，梁太后依旧主持朝政。

公元146年，梁太后借着新皇帝即位伊始就下诏书痛陈弊病：

"孝廉、廉吏皆当典城牧民，禁奸举善，兴化之本，恒必由之。诏书连下，分明恳恻，而在所玩习，遂至怠慢，选举乖错，害及元元。顷虽颇绳正，犹未惩改。方今淮夷未殓，军师屡出，百姓疲悴，困于征发。庶望群吏，惠我劳民，蠲涤贪秽，以祈休详。其令秩满百石，十岁以上，有殊才异行，乃得参选。臧吏子孙，不得察举。杜绝邪伪请托之原。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。各明守所司，将观厥后。”

从这份诏书可以看出东汉在桓帝掌权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颓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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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中央跟地方已经脱节，地方不再完全听命于中央。

其次，察举请托的情况严重，这就导致选拔的官吏限于士族豪强之中，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对于察举准备严格把控。

最后，中央政府意识到军队多次出征以及赋税、徭役征发频繁导致百姓疲惫不堪，诏书中竟然用“庶望”，也就是希望地方官吏善待百姓，竟然寄希望于官吏的道德自醒，这得是多么无奈。

诏书最后“将观厥后”，是皇权最后的威胁性表达！

公元147年，京师发生地震，梁太后再次借着异象下达诏书，除了举贤纳孝之外，还特别提到了三点：

1、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。

2、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，刺史、二千石以纵避为罪。

3、若有擅相假印绶者，与杀人同弃市论。

从中不难看出，州郡竟然有胆量驱逐胁迫中央政府任命的长吏。

了解东汉历史的应该知道，早在刘秀实施度田令的时候，长吏就跟豪强相互包庇，虚报田亩的数量。

长吏跟地方豪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，有一些长吏求财，还有一些长吏图名，图名会跟地方豪强产生利益分歧，这可能是被地方豪强驱逐的原因。

求利的长吏会贪污受贿，跟地主豪强沆瀣一气！

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，不管是中央政府为了赈济百姓而发的救灾物资，还是为了缓解民生减免的租税，这些本来能够很好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案，现实中却都流入到地主豪强手里。

这就会让百姓埋怨东汉政府不作为，令穷苦百姓认同“苍天已死”的口号，反观东汉政府则会认为百姓不知道感恩。

殊不知，所有的好处都已经被蛀虫啃噬掉了。

纵观《后汉书·孝桓帝纪》能够发现，桓帝时期，东汉的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很难化解的地步。

频发的天灾、少数民族不断寇边，吏治腐败，地主豪强尾大不掉，实在是病入膏肓，良医难治！

恰巧桓帝又发动了第一次党锢之争，黄巾起义也是始于桓帝时期，所以他就成了东汉灭亡的罪人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